尽管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为保障行政诉讼裁判的有效执行增设了诸多强有力的制度和举措，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行政诉讼在此方面如何改进和优化，只要行政复议机关肯发力、肯用力，对于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其执行手段和方式只会比法院更多样、更有力，执行起来亦会更加便利。
第三阶段使用通信秘密，如五四宪法第90条。例如城管呼死你和网络服务商秘密监控公民发送信息之主要目的并非刺探公民私密信息或侵扰公民私人生活安宁，而是截断通信渠道、审查通信内容，故应适用通信权而非隐私权。
[38]第二，针对不特定人的网络公开发布行为，属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受宪法第35条保护，不具有公开性的发送行为才受宪法第40条保护。两者竞合同样可用最大相关性理论解决。但八二宪法对此做了一个清醒、坚定的决断：即使有人利用通信违法，只要达不到危害国家安全或犯罪的程度，就不能启动检查。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3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26]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1月28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将通信自由解读为通信权的外部/过程保障，通信秘密为内部/内容保障，遂成为我国宪法学通说，延续至今。2.没有将根本法母法高级法三种观念区别开来，而母法这一说法通俗形象，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是导致母法说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前述，宪法学前辈们对宪法性质和地位的归纳和描述包含了根本法母法高级法三种说法，母法只是其中之一。
到了17世纪末，随着议会主权的兴起，作为高级法的根本法观念在英国逐渐衰弱了，而在美国却又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复活。中央的权威论断都只使用了根本法总章程的表述，并没有使用母法这个概念。再次，宪法学者们通常使用母法这一概念，但也只是对宪法通俗的称呼，并不是科学和严谨的论述。制约权力的实现方式主要有通过权力制约权力和设定权利制约权力两种方式，这也正是构成近现代宪法文本最主要的两大部分内容。
应该说，这两个论断都不足以支持母法说，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的权威性的确使母法说成为了通说。如果非要为母法找权威官方人士来源的话，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先生则提到过母法这一说法：……‘私益服从公益……是调整原则，宪法是母法，应有此原则的规定。
如果存在着直接将宪法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可能，部门法只是可省略的中间环节，更麻烦的是，如果承认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将给部门法提供抗拒合宪性审查的充足理由。姜峰教授对部门法对宪法具体化的说法表示了彻底的否定，认为立宪和立法两者不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原则与细节的关系，它们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独特的规范标准，宪法并非部门法的母法。因此，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基于立法权的运用产生间接的调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是普通立法的依据，普通法律必须根据宪法制定，但两者并不是直接的源和流的关系，也就是说，宪法与普通法律并不形成母与子的关系。该条中合法是对公民自由和权利行使边界的限制，在理解基本权利时要将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
俞子清先生说：通常把宪法称为‘母法，而普通法律称为‘子法，以示其从属关系。宪法学前辈们在引用这句话时，在理解上也有所差异，更多的学者是从宪法的基础性地位和高级法的观念角度进行阐释的。只说‘依法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给普通法律以无限的权力……把宪法权力交给普通法律去做出规范，使我国从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即应当从制约立法权的角度来解读宪法。早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但无论如何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即制约权力，这是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是解读宪法作为根本法、高级法的基本出发点，还是宪法实施的基本要求。其中，根据宪法形成的普通法律与宪法的关系就构成子法与母法的关系，而后者则要求不与宪法相抵触或者不违背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和权限即可。
母法说不能作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需要从高级法的权力制约的角度理解宪法与普通立法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普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有教材明确提到宪法规范特点的纲领性、抽象性、原则性。
也就是说，普通立法是必然的，宪法是普通立法的基础。进入专题： 宪法 。比如，许崇德先生在教材中直接明了指出：通俗地讲，宪法是母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实践证明，通过用规定人民权利保留以及列举基本权利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宪法本身在一切合理的意义上以及一切实际的目的上，即为一种人权法案，在建立政体的宪法的任何部分中即可以体现人权法案的内容，则公民权利的次序如何列举自然无关宏旨。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宪法与民法的二元关系理论，认为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母法说。
这个论断中出现了两个法律概念。当下正在进行的法典化进程的背后就隐含着母法说的理念。
正如前述，首先需要正确处理好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比如，民法典中规定了30天的离婚冷静期，或许，这的确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当事人双方认真理性地对待婚姻，然而，现行《宪法》第49条中明确规定了禁止破坏婚姻自由，那么，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要求来看，民法典中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是否违背了宪法中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规定呢?对于该条的合理性当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民法典作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立法时，首先应该论证相关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而不是合理性问题。(二)母法说成为通说的原因分析既然宪法学前辈们用母法只是对宪法通俗的描述，并没有在源和流的意义上阐释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那么，从内容的源和流意义上理解两者关系的母法说在当下怎么会成为通说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这是对作为总章程的宪法的生动阐述。长期以来，母法说将宪法称为母法，将普通法律称为子法，该通说将立法行为理解为对宪法的具体化。
例如《宪法》第10条规定了国家的土地制度中对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虽然有官方文件提到了母法，但恰恰否定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唯一来源。宪法确定的根本制度建构一个国家的根基和主要框架，而普通法律只是在根基和主要框架基础之上的补充和完善，从而构成以宪法为核心的全部法律规范体系。如果根据通说母法说，将合法理解为合普通法律，即人们行使基本权利的具体范围是由普通法律规定，这实际上是将宪法规范效力的实现依赖于立法，就会造成立法僭越宪法，宪法效力被虚置的实际后果。
笔者查阅了上世纪80年代包括张友渔、王叔文、吴家麟、许崇德、肖蔚云、张光博、何华辉、蒋碧昆、廉希圣、俞子清等宪法学前辈们编写的宪法学教材，发现除了何华辉没有明确提及母法说法外，其他几位都明确使用了母法这一说法。公权力介入私人间变得容易，原本作为国家义务的宪法权利保障义务有可能转化为市民的义务。
从字面看，斯大林这句话，首先表达的应该是根本法的观念，即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为内容的。比如廉希圣先生提出，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根据。
(2)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根据和制定基础，普通法律要以宪法为依据制定。说明如果不彻底阐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仅在形式上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这种做法，用宪法学者的话来讲，只给了面子，却丢了里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宪法至上是权力制约的根本要求，立法权是由宪法授予的，其必须根据宪法行使，而普通法律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因此，普通法律通过立法权与宪法形成了一种间接的调控的关系。前面的法律应该指的是普通法律，而后面的法律应该指的就是宪法，这句话的字面含义应该是：宪法是普通法律的法律。我国宪法学界通说认为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是对作为根本法、高级法的宪法性质的误读，是造成实践中宪法效力虚置的认识上的根源。
而且第二点仅仅是强调宪法作为立法的根据和基础，并没有强调其与普通法律在内容上的源和流的关系。这个论断明确指出宪法的基础性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实践中，应当完善和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避免造成宪法效力虚无现象。
(2)斯大林关于仅仅是根本法的论断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关于宪法仅仅是根本法的论断更容易导致母法说。他认为宪法的首要目的，并非作为根本法直接为公共问题提供答案，而是构建一个以政府责任、高度反思、公开说理为特征的审议性政治过程，其功能是结构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宪法为部门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它构造了立法者，但不为立法议题预设答案。
反之，如果把基础理解为宪法不仅仅提供了立法权，而且还为普通立法提供了实体性价值的指引，即在宪法中不仅仅规范立法权，还提供了详细的实体价值的内容，需要普通立法对此范围进行具体化，那么，这就有可能包括了母法说的观念。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章程说，还是制度的笼子说，其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对权力制约和监督。
